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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载《文学评论》，1989（3）。
6.在辛亥革命时期，“政治”是民族生活的中心一环，而“五四”时期的中心议题是“伦理”和“文学”。“道德革命”与“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立着的两面旗帜。“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主要口号”（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充当了思想革命的“第一线的冲锋队”（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它比当时的政治生活更深刻地表现了时代的灵魂。任何研究“五四”时期的历史学者，都不能绕过文学。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作者，曾经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政治的统辖，他们以巨大的非文学的热情，掀起文学变革的滔滔浪潮，而当“五四”文学作者投入奔腾呼啸的历史洪流，则既挟带着非文学的热情，又保留着对文学本身的热情。与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作者相比，“五四”作者的审美心理开放得多。他们具有更细致的艺术感觉、更强烈的艺术反叛心理，也更有悟性。因而，他们的作品蒸腾着较多的人生气息，浸润着较浓的艺术气氛。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造成了巨大的煽动性，“五四”文学则表现出深沉的启迪性和温暖的感染力。这些，并非全能用历史的规定性来解释，它包括着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选择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