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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认识清楚的是，董事局与司理之间是明确的雇佣关系。但是，由于乡会不在新会县内，司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有不少机会可以寻求县政府承认他的地位。总的来说，董事局认识到县里的任何任命都会削弱他们对办事所的控制，于是极为谨慎地保证司理从属于董事局之下。
表 1920—1931年的收支预算
续表
倘要了解董事局的监督能力和办事所的管理能力，最就手的莫过于会议记录前11年的年度预算（见表）。[8]显然，办事所收入的主要部分来自地租，小量然而并非无关重要的一部分来自出租鱼塘、养鱼和养鸭权的转让，以及看管收割地农作物的收费。而总收入在1921—1925年间迅速增加，其后稳定下来，也是显而易见的。
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比如说四分之一，支付给那些把土地交由乡会管理的地主，余额用来支付办事所、保安队、学校、诊所、本乡重建、购买必要设备、董事局会议，以及偿还兴族积聚会债务的开支。办事所的开支从1920—1930年尽管上升了两倍，董事局会议的开支依然未见短缺，付给地主的租金大量增加，偿还欠债合共26000银元，用于乡村建设的达38000银元。[9]保安队在这个时期正如下文将会提到的，虽然确实从别的地方得到更多的收入，但乡村资金中的保安队年度开支却没有增加。预算数字事实上不能显示不正常的开支情况，而这是意料中事，但问题在于无论这十年中间有什么不正常情况，办事所都已经颇能履行其理财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