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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治的优劣既表现在保民、安民和富民方面，更表现在官员的廉洁方面。凡若盛世，统治者一般都非常重视对贪官的惩治。朱元璋建明之初，就断然发文“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毒吾民者，罪之不恕”[13]。他明文规定：“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14]仅据《大诰三编》与《大诰武臣》提供的资料统计，明初，大小官吏因贪赃等罪遭枭首、凌迟、族诛的有几千例，弃市以下的达一万多例。其中洪武年间，空印舞弊一案就处死官员数百人，罚杖戍边数千人。对于户部侍郎郭桓等勾结浙西等地方府（州）官吏侵吞税粮、贪污受贿一案，朱元璋亲自过问，下令严办，凡涉牵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侍郎、工部侍郎等要员，皆“举部伏诛，殊累天下官吏，死徙数万人”[15]。洪武年间采取的这种严惩贪官的措施，虽然手段残酷，株连过广，但矛头直指国家的蛀虫贪官污吏，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贪污腐败之风有了明显的收敛，从而为明初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封建制度之下，王朝初兴时，官场贪污腐败相对不明显，不突出，但在王朝走向衰落时，贪污腐败的风气就像溃烂的脓疮恶性发作。明中叶后官场任情贪污，营私舞弊，吏治败坏，最后导致了王朝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