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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光索绪尔本人对越南语、韩语或其他亚洲语言了解不多，西方语言学家还有一个颇为丢脸的传统：那就是在一个小样本——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或许还夹杂一些阿拉伯语（大多是些套话）和汉语（往往是误解）——的基础上概括语言。尽管数百年以来，欧洲人一直在研究若干种死掉或者还活着的亚洲语言，但不知怎么回事，这一专业知识并未很好地融入整体语言理论当中。迟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及其追随者仍然只根据少数几种样本，尝试归纳人类语言的通用语法。或者再说得确切些，他们的基础只有一种语言：英语。
如今，这种狭隘的视角已经有所改变。许多以亚洲和非洲语言为母语的人正在质疑西方语言学家长期以来的观点，一些旅居海外、身处现代设施简陋而有着丰富语言宝藏之地的学者也对其发起了挑战。非洲和亚洲的语言学家，以及语言田野工作者对索绪尔“语言的任意本质”主张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东亚和东南亚的语言，这些研究人员记录下了声音象征（sound symbolism）的广泛使用。这些语言里有数百甚至上千个单词，其发音与特定的含义相对应：这些词叫作拟态词（ideophones）。拟声词只是这一范畴的一个子类，我们很快还将看到其他的子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