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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光在所记之事后也有一段评论，认为：“光武即位之初，群雄竞逐，四海鼎沸，彼摧坚陷敌之人，权略诡辩之士，方见重于世，而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莱之中，置诸群公之首，宜其光复旧物，享祚久长，盖由知所先务而得其本原故也。”这里，也给予汉光武帝很高的评价。但司马光、王夫之两人评论的角度显然不同：司马光是对这件事作历史的评价；王夫之是从这件事情中，提出了对历史撰述的更高的要求，他的评论是从史学批评方面提出来的。
历史撰述写“经世之大略”，也有多种表述方法。王夫之比较了小说、笔记和《资治通鉴》记唐宣宗事说：“小说载宣宗之政，琅琅乎其言之，皆治象也，温公亟取之登之于策，若有余美焉。自知治者观之，则皆亡国之符也。小昭而大聋，官欺而民敝，智攫而愚危，含怨不能言，而蹶兴不可制。……至是而唐立国之元气已尽，人垂死而六脉齐张，此其候矣。”[88]这种写法，同样可以使后人从中窥见“得失之枢机”。王夫之称道这种写法，因为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得与失，都是可以作为借鉴的：“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