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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吴军本来是借两军同盟，不禁物资交流之便，故假扮商贾，骗过斥候，“白衣渡江”；虞翻再以失职之罪，生死之抉，要挟公安守将傅士仁，然后再下江陵城的。［11］
又《吴书·虞翻传》复言：
荆州古城。据近年考古发掘证实，现存砖砌明清古城墙的城基夯土细致密实，尤为汉魏故迹。而据文献记载，当时重筑荆州城垣者惟有关羽。
后蒙举军西上，南郡太守糜芳开城出降。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翻谓蒙曰：“今区区一心者，糜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钥乎？”蒙即从之。时城中有伏计，赖翻，谋不行。
如果此言可信，则荆州守军也曾试图反抗过。虞翻两度立功，也是他进入荆州城后恣意嘲弄于禁，忘形得意的资本。
其实关羽是否“大意失荆州”，宋人认识就不一致。如北宋曾公亮主编的实战兵书《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就以为：
所谓实而备之者，关羽讨樊，多留兵备公安、南郡是也。
认为关羽在防范孙权方面并无疏忽。“大意失荆州”其实源于朱熹的一个说法。由于南宋理学正统观急于帝蜀，同时推崇诸葛亮辅佐刘蜀锐意北伐，“兴复汉室”的不世殊勋，称得上“古今完人”。既如此，则于导致蜀汉未克全功的“荆州之失”，总要在孔明、关羽之间找出一个“责任人”来，就面临两难选择。恰好陈寿批评过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颇类南渡以后的骄镇悍将；而诸葛亮与刘备“鱼水之欢”，唐朝以来就是儒士艳羡的“君明臣贤”典型。故南宋儒士利用“话语霸权”，以“恃才疏卤”之名，将“失荆州”的责任尽归关羽。朱熹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