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村官 高清

很明显的，表达地缘关系的标志，例如神位、“打醮”中的各种游行，都是超地域的产物。以喃呒先生在“打醮”的活动为例，“打醮”应用的科仪书，都不是专为那一处地方而写的。相反的，村民需要喃呒先生的帮忙，是因为除了“乡例”外，村民认为还需要有专业礼仪者的“法力”。喃呒先生的拜祭礼仪，并非起源于乡民的活动范围。他们领导的礼仪，有很长的渊源。听他们讲，由龙虎山张天师传下来。张天师所代表的道统在他们眼中有合法性，并不在于村民的承认，而在于村民以为其合法性已经有广泛的承认。农村社会史往往表达多个不同的传统。有部分是乡民认同为自己的，有部分是他们认为是外在世界的。我们写历史的时候，就是需要识别这些传统，说清楚来龙去脉。
大概与我们开始观察“打醮”的同时，由于偶然的关系，新界西贡区也找我们替当地写日据时期的历史。现在想起来，我相信与华德英有点关系。当时她在中文大学做客座教授，跟西贡区的理民府（日后改称为民政官）认识。当年的理民府Colin Bosher原来是念人类学的，所以很鼓励我们的研究。同时，中文大学当时的学生事务部主任温汉彰先生是西贡区乡事委员会的成员，也了解我们的研究兴趣。我在中大的同学和好朋友谭汝谦，曾担任新亚书院的辅导长，与温先生有来往，当时除了担任历史系的职务外，还是学校的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得到多方面的推动，我们正在抄录香港碑文的几个人，便在东亚研究中心下开始了口述历史的工作。